以前說到豬，大家的第一反應是，憨厚可愛懶笨，但好吃。
現(xiàn)在說到豬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會是“貴”“不敢吃”但好饞。
從去年年底的時候開始，豬豬們因為“身價高漲”問題，就一直處在風口浪尖的位置，好多人一邊吐槽，一邊偷偷出去買了2斤回來解饞（是我）。
說到“不敢吃”還是因為北京新冠疫情的傳播，最開始在市場里的三文魚及案板檢測到了新冠病毒，“三文魚攜帶病毒？”“肉類也在市場里啊，肯定也中招兒了”……一時間大家對肉類聞風喪膽。
但事實上如果新冠病毒通過飛沫、直接接觸等方式傳播到蔬菜、水果或者肉上。從目前的研究來看，存活期最長不會超過48小時，且病毒并不能在食物中生長。因為病毒跟細菌不一樣，細菌可以在死性細胞上快速繁殖復制，而病毒則只能借助活細胞進行繁殖復制。只要細胞死亡，病毒就無法生長。我們購買的食物，不論是蔬菜、水果，還是肉，都是采摘或者屠宰后的，都是死亡的，病毒是無法生長的，存活時間不會太長。不過，需要特別提醒大家，不要購買活禽，不要生吃肉類，一定要煮熟。
最近國務院相關工作組發(fā)布了關于食用肉類的一些注意事項，肉叔前幾天也給大家進行了科普，復習戳這→不能“淋浴”？那買回來的生肉怎么清洗？
話說回來，豬肉是人體動物蛋白的主要來源之一，也是我國飲食文化的重要元素，吃豬這件事從我們老祖宗那輩就開始了。
延傳至今，即便是“豬事”較多，但也阻止不了我們吃豬肉。
其實豬肉在國人的飯桌上，可不是一直都是“霸主”，豬肉也迎來過江湖地位的挑戰(zhàn)。
炎黃五帝時期甚至更早的年代，中國人就已經(jīng)將野豬馴化成家豬，家豬有兩大作用，一是食用；二是積肥。雖然中國人早就發(fā)明了舍飼，但漢代以前的養(yǎng)豬主要采用放牧形式，和牛、羊等牲畜是一樣的。先秦時期的游農(nóng)經(jīng)濟時代，豬的飼養(yǎng)成本很高，放牧豬不如牛、羊。自商鞅變法之后，豬在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上更不如牛，軍事意義上不如馬，加之馴化后多被閹割，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，豬圖騰崇拜也逐漸消失了。尤其秦國變法以耕戰(zhàn)為國策，尚武好戰(zhàn)文化占上風，豬的地位下降就成了必然。
而作為肉食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豬肉也趕不上牛羊肉。《禮記?王制》也說：“諸侯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，庶人無故不食珍。”《國語?楚語下》中也記載：“天子食太牢，牛羊豕三牲俱全，諸侯食牛，卿食羊，大夫食豕，士食魚炙，庶人食菜。”物以稀為貴，牛肉自然在肉食排行榜中最為昂貴。
秦漢時期最高檔的肉食應該是牛肉了，其次就是羊肉，再次就是雞肉和豬肉。
在唐代著名的燒尾宴之上，菜譜有通花軟牛腸（羊油烹制），光明蝦炙（活蝦烤制），白龍曜（用反復捶打的里脊肉制成），羊皮花絲（炒羊肉絲，切一尺長），雪嬰兒（豆苗貼田雞），仙人臠（奶汁燉雞），過門香（各種肉相配炸熟）等。牛、羊、雞、甚至還有青蛙，就是缺少豬肉。
皇家盛行，自然上行下效，從官員到民間，羊肉成為了宋朝餐桌的頭等肉食。在宋朝，豬肉仍然不是士大夫階層的主要肉食，或者說豬肉仍然是低檔的肉食。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，豬肉就是主食了，《東京夢華錄》稱，每天有上萬頭豬被販子們從四鄉(xiāng)收購送入東京，無數(shù)的豬肉攤販，無數(shù)的“鄭屠戶”宰殺這些豬，給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。
豬肉開始翻牌，是從宋朝開始的。宋朝三百多年，一直與遼、金、西夏、蒙古等少數(shù)民族并立對恃。雖然羊肉占肉食的主導地位，但豬肉開始重新走上歷史舞臺。五胡亂華三百多年、隋唐三百多年，五代及宋、遼、金、西夏三百多年，蒙古人統(tǒng)領天下百年，是少數(shù)民族非常活躍的時期，豬肉此時雖沒有退出歷史舞臺，但跟羊比起來，遜色很多。
清朝雖然是游牧民族滿人所建，但對豬肉卻格外看重，努爾哈赤的名字翻譯成漢文就叫小野豬皮，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都愛吃豬肉，史載乾隆皇帝的一場御宴中就有“豬肉65斤、豬肘子3個、豬肚2個、小肚子8個、膳子15根、大小豬腸各3根”，聞名于世的太湖豬種群在清朝出現(xiàn)了，大才子兼大美食家袁枚將豬肉列入“特牲單”，稱豬肉為“廣大教主”，并著文介紹了豬肉的幾十種烹飪方法，因為袁枚，豬肉在美食界具有了史無前例的崇高地位。
另一位大才子蒲松齡，從積肥的角度大力推動養(yǎng)豬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提出養(yǎng)豬乃“種田之要務”，在他們的推動下，豬肉在食用界的地位越來越高，尤其在民間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認同，豬肉終于歷經(jīng)幾千年后，成功逆轉(zhuǎn)為飯桌肉類之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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